黄书元，安徽舒城人，曾险些与书无缘，但是低调处事、深藏梦想、不甘平庸，用尽努力实现自我的个性，或许是天赋又让他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2年，黄书元授命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严峻的挑战。人民出版社是新中国出版的旗舰，有光荣的传统与骄人的成绩，也有许多历史遗留的难题。在14年的风风雨雨中，他让这艘文化巨舰平稳驶入了转型的航道，越做越大，越办越强。在读者心中，人民出版社是“最受欢迎的出版社”;在书业评奖中，它是获奖超级大户，曾一次获得国家政府大奖6项;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它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第一名;多年来，人民出版社的发行量、码洋数、利税额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在出版行业跨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期，人民出版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记者：黄社长，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积累了丰厚的版权资产，作为人民出版社的掌门人，您是如何认识版权工作的?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创建于1921年，重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社和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出版社。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出版社”社名，成为人民版图书最为显著的形象标志，这就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资产。95年来，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近三万多种，发行图书期刊20多亿册，上交国家利税数亿元，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人民出版社历经95年的发展，在中国出版界打造了一块光彩夺目的金字招牌，积累了一笔丰厚的版权资产。目前，人民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大约1500种，出版《新华文摘》《新华月报》《人物》《雷锋》等多种期刊，版权资产继续增加。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这笔庞大的资产，还要不断使这笔资产保值增值。

　　版权工作是出版社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版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版权资产管理、版权贸易，等等。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版权给出版社创造了效益，我们必须重视版权工作。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不仅能为出版社的升级转型打好基础，而且可以为出版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欧美国家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相比，中国出版社对版权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得较晚。早年间，人们的版权意识比较淡薄，很多出版社都没有专门的法务人员，专业的版权技术人员也相对缺乏，一些人甚至认为对版权工作投入太多会增加出版社的成本。人民出版社较早认识到版权工作的重要性，在岗位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给予重视和支持，形成了一套清晰的版权工作思路。

　　我们认为：在出版社的各种资源中，版权资源是出版社的核心资源;在出版社的各种资产中，版权资产是出版社的核心资产。在数字化时代，出版社更要牢固树立“版权也是资产”的概念，应该积极探索通过整合更多的版权资源，开拓更广的版权运营模式获得收益。面对网络化、数字化的市场环境和日益加剧的竞争形势，出版社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版权运营能力，依靠专业化、集约化的版权管理服务来降低运营成本，推动图书产品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出版社需要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厘清自己的版权资产状态，从而为开展多元化经营打下坚实的基础，推动出版社的转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版权工作在出版社转型发展中的重要性，努力尝试从盘活存量、管好增量两方面入手，探索科学、有效的版权资产评估体系，逐步完善版权资产管理制度，培养版权资产管理专业人才，不断提高版权资产管理水平。

　　记者：黄社长，您强调了版权资产管理的重要性，人民出版社在加强版权资产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黄书元：加强版权资产管理工作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制度，二是培养人才。 2012年，人民出版社成立了法律事务部(对外合作部)，专门负责出版社的法律事务和版权工作，在制度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经过近四年的努力，我们培养了一支年轻精干、专业高效的法务和版权工作团队，在人力资源方面保障了出版社版权工作的正常运转。法律事务部成立后，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将出版合同的管理工作纳入出版社ERP工作系统，明确了合同审理规则，实现了出版合同的数字化管理。针对不同的出版需求，我们制定了十几种不同的合同模板，建立了标准化的合同起草、审核流程，保证了合同条款的严肃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出版合同签署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我们通过出版社ERP工作系统的建设，将出版合同管理由“线下”转为“线上”，努力推动管理模式从“用人管理”向“用制度管理”的转变。2015年，我们通过对出版社ERP工作系统的升级，将版权输出的合同管理纳入进来，大大提高了版权输出工作的效率，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2016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出版社ERP工作系统，计划将版权引进的合同管理也纳入到这一系统中，加强对引进版图书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督，规避违约风险。

　　在版权工作中，我们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打击侵权盗版活动。我国虽然对侵权盗版行为一直进行严厉打击，并在不断完善版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但是侵权盗版活动仍然比较严重，有时甚至很猖獗。侵权盗版扰乱了出版社的正常经营，增加了出版社的运营成本，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2015年11月，人民出版社就配合公安机关破获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和《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特大盗版案件，涉案码洋120多万元。

　　记者：黄社长，版权输出是版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您是如何看待版权输出与版权资产管理之间的关系的?作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员单位，人民出版社近年来在版权输出方面有哪些亮点?

　　黄书元：版权输出与版权资产管理都是出版社版权工作的重要内容，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书籍出版社和公益性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的特殊使命。我们要服务于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充分发挥自己的品牌优势，创新版权输出模式，增强发展后劲，努力走出一条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权输出的新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出更多面向世界的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的出版物，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做出贡献。人民出版社以“向世界介绍当代中国”为宗旨，通过加大图书产品的深度开发，不仅实现了出版“走出去”的跨越式发展，而且逐步探索出版权资产保值增值的新途径。

　　从2011年至2014年，人民出版社有一系列重点图书输出海外。《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韩文版和中文繁体版已经成为版权输出工作的经典案例，在英国、美国、韩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已经销售超过12000册，同时，外文版在国外的畅销拉动了国内中文版销量的大幅增加。《邓小平文集》韩文版的翻译工作已经展开，我们把这位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韩国读者一起分享。

　　2015年，人民出版社的版权输出工作亮点纷呈。“改革开放元勋画传”系列除了英文版之外，还签约了法文版、日文版和韩文版。《共抗法西斯》作为全球第一部由中、俄两国专家共同撰写的记录中苏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专题图书，被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礼品，输出了俄文版和英文版;2015年“9·3”庆典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互相赠送了该书的中文版和俄文版，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英文版分别在美国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举办了首发式和专题研讨会，国际反响热烈。《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签订了日文版版权输出协议，翻译工作正按计划推进。《屠呦呦传》已经顺利签订了英文、日文、法文和阿拉伯文版权输出协议;越南文和西班牙文的版权输出正在谈判中;中文繁体版权更是引来多家境外知名出版公司竞购。“图解当代中国丛书”和《平天下》都相继签订了日文和阿拉伯文两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新常态》《人民币区研究》《中国发展研究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中国，如何表达自我》等一批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优秀图书都分别签订了英、日、韩等多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这些优秀作品的多语种输出，增强了人民出版社在国际上的品牌影响力，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黄社长，中国的出版业已经迎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出版对传统出版造成很大冲击，您是如何看待数字出版与版权资产管理两者关系的?人民出版社在这方面有哪些举措?

　　黄书元：数字化出版给传统出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数字化出版时代，版权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凸显，通过加强版权资产管理，提高版权资源的使用效率，传统出版社在转型发展中可以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政治读物是人民出版社的一项重要图书产品，95年来，我们出版此类图书近万种，形成了一笔庞大的版权资产。2008年，我们开始在纸质图书的基础上开发了数字化产品;2013年，我们建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这套数据库完整系统地收入了党的思想理论重要著作文献，内容覆盖我国出版的所有马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有著作、公开发表的所有中央文件文献、国家所有法律法规以及党的思想理论领域所有知识点。此外，还有代表性地收入了大量研究性著作、党史和国际共运史著作、重要人物资料，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出版的部分重要图书等。这套数据库被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称为“用科学技术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工程”。2015年，“党员小书包手机APP”产品正式上线，它以手机客户端 APP 为载体，推动党建工作拥抱“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信息聚合、互动互融的数字化学习平台，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个体学习内容的双向反馈。数字化产品的开发为人民出版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做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我们专门成立了数字出版中心和数字阅读部，加大了对数字化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这两个部门将通过数字化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人民出版社的版权资源开发和版权资产的保值增值探索出又一条新路。

　　记者：黄社长，您刚才提到，人民出版社成立了数字阅读部，成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什么?从版权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个部门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书元：数字阅读部的前身是人民出版社团委于2014年发起成立的、面向社会各界读者的线下读书会。读书会成立后，当年就创建了社交平台，2015年上线运行。读书会线上社交平台以新媒体为载体，以图书为媒介，依靠全国各大出版社、知名作者、新闻媒体、志愿服务机构和公益组织，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实现读者、作者、编辑的交流、交际和交易;以读书、阅读为主题，以“读书会”为核心内容、突出“读书会”和“活动”两大特色。读书会的线上平台运用全方位、多渠道、广覆盖的通联方式，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提升传统出版业的网络影响力。为运营好读书会线上平台和线下活动，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成立了数字阅读部(读书会办公室)。我们经过广泛调研，全新改版了读书会社交平台，引进了信息化建设的全生命周期咨询监理服务，开发了新书发布、书摘、书评、阅读快讯、社交圈、今日推荐等多种功能。自2015年8月创建以来，数字阅读部负责维护的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布了100多篇文章，总阅读量超过10万次，关注人数近3万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线上阅读和线下交流的“O2O模式”，既面向市场又以公益为主线，打造全国首个专门推动全民阅读、大众读书的公益项目，为高端读者、特殊读者群体量身定制文化套餐、提供专享读书服务。

　　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大背景下，读书会已经成为图书宣传推广的新模式，图书销售的新引擎，为读者、作者和编辑创造了一个在线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读者可以通过与作者和编辑的交流，用较少的精力发现我们的好书，节省了从浩瀚书海中找书的时间;作者可以通过与读者和编辑的交流调整自己的思路，寻找新的创作灵感，写出更好的作品;编辑可以通过与读者和作者的交流发现新选题，开发更多的作者资源。读者、作者和编辑的三方交流，为出版社开发更多更好的图书产品添加了新动力，促进了版权资源的优化和重组，推动我们把版权资产做大做强。(文/常青)

　　简 介

　　黄书元,男，安徽舒城人，195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黄书元同志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多年，历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安徽出版总社副社长，自2002年11月起，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

　　黄书元同志是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届委员。由于在出版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多次荣获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入选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出版工作者”、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2012年两次被中组部、人力资源部、国家公务员局记“三等功”;2011年被评为全国出版系统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2014年11月荣获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2015年当选为中国十大出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