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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雨恒:向版权要效益

作者:肖 虹    来源:《中国版权》    时间:2015-11-05

  苏雨恒 简介

  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其编辑的《中国文学史》《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我们拒绝毒品》等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音像制品奖、国家优秀教材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在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发展后,在出版物质量,出版规模,市场占有率,产品数字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处于中国出版行业领先地位,在中国单体出版社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茅,并成为唯一入围全球出版50强的中国单体出版机构。

  苏雨恒,高教社社长,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他从硕士毕业就进入高教社工作,30载光阴, 正可谓:生于斯, 长于斯。他在三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与勤奋中实践着他的出版追求,更在实践中思考着出版的未来……

  记者:在我国出版社中,高教社是较早成立专门的版权保护部门的。我们知道,早年人们的版权意识都很淡薄,很多出版社连一个法务人员的岗位都不愿设置,他们认为是增加出版社的成本支出,但有远见、有版权保护意识的出版社如高教社不但设立了这样的岗位,还专门成立这样的部门,请问,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现在的效果如何?

  苏雨恒:首先,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和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我认为,举办一个出版机构,满足基本办公需要的场所和条件是必须的,甚至要求办公条件宽敞一点、舒适一点也很重要,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肯定不行;没有资金也是不行的,没有资金很多事情就办不了。但这些是不是出版社最核心的资源和竞争力呢。不是!我认为出版社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力资源,最核心的资源应该是知识产权、版权。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

  我国的版权保护事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前,我们较少购买或引进西方国家出版物,即使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教材、学术期刊、学术著作时,因为与国外没有建立图书贸易往来关系,大多也并非通过付酬获取著作权。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外建立了图书贸易往来,版权意识也逐渐普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著作权法律体系。我们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先后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版权公约,我国的版权事业和版权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高教社在全国出版社中较早成立了知识产权部门,不仅致力于本版出版物的著作权保护与开发管理,并与国际出版商开展合作与交流,引进和输出各类出版物著作权。历经60年的积累,高教社目前每年印制和销售近万种出版物,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依托的就是丰富的著作权资源。

  高教社是一个以教育出版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出版社。可以说,在教育出版领域,盗版盗印现象是比较普 遍的,在一些地区甚至是十分猖獗的。由于被盗版盗印(包括批量复印)等侵权活动给高教社带来的损失也最严重,据粗略估计,每年可能高达二、三亿元码洋。经过多年的版权保护实践,我们体会到,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环境在逐步好转,国家版权局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但无论我们的维权行动,还是国家多部委联合组织的文化综合执法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我们的法务部工作人员到各地维权、打击盗版盗印,对市场形成了一定震慑,但挽回的经济损失十分微小。盗版盗印等侵犯著作权活动不仅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损失,侵犯了著作权人、版权所有者的权益,更重要地是对整个出版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极大地损伤了创作者和出版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国家的创新发展带来影响。对此,全社会都应高度重视。

  记者:您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知识产权是出版社的核心资源和市场竞争力。 有了这样的认识和 态度,还必须付诸于具体的措施,高教社具体是怎样做的?

  苏雨恒:是的,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解决了,还必须付诸行动。高教社多年来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断为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开发、运用等能力在努力。

  首先,我们自身就是一个版权的创造者。在高教社近万种常供产品中,有2900余种自有版权产品,为高教社每年31亿元的销售码洋提供了有力支撑。

  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专门设立了版权与法律事务部,实现了全社版权业务归口统一管理,在充分尊重和保护广大著作权人相关权益前提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规范出版行为,防范法律风险,提高了版权管理水平。

  我们还注重利用先进的管理手段保护版权和运用版权,利用先进的ERP系统管理多达13种 知识产权制式 合同,以保证出版社、作者、读者的合法权益;在行业内最早采用水印纸、防伪标、增值服务卡等手段防止盗版情况的发生。

  近年来,高教社更加积极拓展维权打盗新领域。高教社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成立“京版七社反盗版联盟”。联手“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各成员单位通过与淘宝网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建设打盗维权体系,进一步提升打盗维权成效,并于2013年11月与淘宝网签订《图书版权网络保护协议》。

  我们还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权利人为核心,以授权委托方式整合全国各省市律师资源的“全风险代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联盟成员单位因精力不足、资质不够或手段有限给打盗维权工作带来的不利因素,有效延伸了维权力量。

  总之,我们认为,版权的管理、保护与开发,版权的使用效率和效益,都是当前时代我们出版人尤其要重视的问题。

  记者:有理念、有行动,高教社得以在中国出版行业占据领先地位。谈到版权,离不开版权贸易。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多年逆差,但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教社逆袭勇进,版权输出数量在全国单体出版社中连年名列前茅,这对于我国出版“走出去”有重要的意义。请您介绍下高教社在“引进来”“走出去”方面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特别的经验?

  苏雨恒:一直以来,高教社坚持“以我为主,本土化设计”, 致力于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前沿 信息,引进版教材、学术著作在全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五年来,高教社通过翻译、影印、改编等版权授权方式引进国外优秀出版物共600余种,并针对国内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与教学需求,以及教材市场发展趋势,对外版图书进行本土化改造。引进学科种类囊括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外语教学和青少年读物等等。这些优秀图书的引进,填补了国内特定图书领域的空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为我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大学体验英语听说教程”系列教材、“体验英语少儿阅读文库”系列图书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而《基因X》《基因XI》等学术著作成为国内教育界、学术界的畅销产品。

  在“走出去”方面,高教社比较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和保护,也重视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高教社出版的“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教材(泰语版)”被泰国教育部指定为全国推广教材,这是我国第一套进入外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汉语教材,是我国文化走出去和汉语国际推广的一项创举。该系列教材在泰国的累计销量超过了200万册,全泰国共有1288所中小学正在使用该套教材。该项目受到泰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时任总理英拉曾于2012年在泰国总理府接见参加中国汉语教学志愿者欢迎大会的我社代表,对该套教材带给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里有一些经验可以和业界的朋友们分享。我们与泰国出版机构的合作模式是:由合作方在泰国印制发行,我们收取著作权使用费;我们输出的是一个完整的版权体系,包括资源研发、数字化支持、教学科研的支持服务等。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我们“走出去”最成功的案例。

  我举了一个泰国的例子,实际上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版权输出。包括美国、欧洲国家都有。我们不仅输出对外汉语出版物版权,也输出学术著作版权。随着品种的增加,净销售额每年递增10%。在学术类版权输出方面,包括各类学术著作和24个全英文学术期刊。其中的7个学术刊物被SCI收录,其他也都被各种学科专业收录,6个期刊入选“中国科技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这个成绩在国内出版社中是不多见的。

  目前,我社有三十多个语种版本的图书版权输出,覆盖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教育出版领域的“走出去”版权输出,我们更希望建立一种合作模式,既尊重输出国的制度、宗教、文化和民族习俗,同时又将我们的优势体现在合作之中,使我们的优势在针对输出国的量身定制过程中实现本地化。

  记者:在国际上,我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出版大国,但出版收入却很不乐观。除去价格因素外,版权经营和管理是不容忽视的,您是否认同这点?要改变目前我国出版社版权经营的现状,您认为亟需做哪些工作?

  苏雨恒:是的,我们是一个出版大国,但不是一个出版强国。我国的文化产业(包括出版、互联网、游戏、软件等)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出版业产值不到一千亿(其中教育出版占了较大比重),还达不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

  当然,我们没必要盲目与西方比产值,而应下更大力气不断提高生产精品力作的原创能力和水平。中国出版物数量不少,但原创精品力作不多,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比较突出。只有通过不断提升生产精品力作的原创能力,不断满足、引导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精神需求,才能使我国真正成为文化强国。换句话说,精品才是文化强国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直接表现。出版业应该承担起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的责任,通过出版好作品培养下一代完整、深度的阅读习惯和学习能力,最终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版业如何实现走出去和国际市场,实现中国文化强国梦,我认为应首先立足于中国国内市场,将国内市场做强做大。西方出版巨头来势汹汹, 如果我们不能在本土市场打赢这场国际化的文化 之战、经济之战,我们无疑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地和主战场;要在打赢这场战争的前提和背景下,走出国门,开展全球范围的合作和竞争,实现文化输出、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

  教育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要的任务,是为培养合格、高水平、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这尤其要求我们要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现状, 以“久久为功的 韧劲”,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襟怀”,不惧困难,努力奋进,实现教育出版产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以上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你刚才提到的把版权看作资产经营和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出版社,还没有把版权当作资产来经营和管理,很多版权资产闲置,得不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应有的效益没有实现。这方面,国外很多大的出版集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的确,在出版业做强做大的道路上,版权是个绕不过的“坎”,我们必须学好版权经营和管理这一课。

  记者:对传统出版社而言,一方面是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一方面是版权经营与开发的新课程,作为我国教育出版的龙头老大,高教社打算怎样做?有哪些经验与出版界共享?

  苏雨恒:数字化升级转型与版权经营是我们出版社面临的新挑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新挑战中也必然蕴含着发展的新机遇。

  出版机构若缺乏专业出版权,不能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不重视著作权的维护、开发、管理和使用,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版权维护、开发、管理和使用变得格外重要。出版机构必须要不断地积累专有权,不断开发和丰富知识产权体系,包括二次开发权利,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版权经营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反过来说,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出版机构如果不能充分享有版权及其各种衍生权利,出版业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也是行业发展的危机所在。

  多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地呼吁、推进版权保护,出版人自身的版权意识也不断加深, 作品传播秩序越来 越好,版权环境逐渐改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对版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充分,也不够全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例如专有出版权,西方国家界定的非常系统、丰富和全面,涵盖了图书产品、数字化产品、音像产品、改编产品等等衍生权利;而我国需要分别签署不同的著作权利,出版社往往只能获得有时间限制的某种形态的出版权或传播权。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数字化产品市场大,盗版制作成本低,文化综合执法很难到位,这种情况必将对知识产权保护造成影响甚至严重损害,也必将影响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升级是高教社未来着力发展的方向之一。高教社在数字化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最近几年,我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数字化转型升级和版权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举措之一就是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开发体系。去年,我们利用原有版权合同资源,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版权衍生服务,结合规范化的现行体制、规章制度、业务流程,编制了13个适应和满足不同业务需求的合同体系, 新的合同版本已经从2015年1月正式开始 实行。同时,我们对近六十年累积出版的近5万个产品的著作权状况进行系统的基础性梳理:哪些我们享有专有出版权,哪些享有更充分的权利,哪些需要维护,哪些需要修补,哪些有深度开发、二次开发价值,哪些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哪些可以继承,怎样盘活存量等等。不仅要应付现在层出不穷的版权问题,更要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数字化的升级转型。

  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建设的数字化产品体系、业务支撑体系、运营服务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和版权业务管理与开发体系等五大体系,正是应对互联网和版权经营的新形势。这五大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同步建设的过程,彼此之间无法割裂,紧密关联。我们希望这五大体系能很好地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在观念和技术上的融合,既能兼顾传统出版的需求,又能不断地满足和适应数字化升级转型的需求。对高教社来说,我们需要在发挥传统出版的版权资源优势的同时,借助数字化传播能力,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出版业的重大突破——向版权要效益。(肖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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