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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走出去”工作有量更有质——访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金娟萍

作者:郑晓红    来源:《中国版权》    时间:2015-08-24

 

 《博雅汉语》俄文版启动发布会暨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俄罗斯卡罗出版社合作签约仪式

  如何促使中国图书“走出去”并在“量”和“质”上都有切实的提高,一直是中国出版人的情结。 今年6 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主办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会议上,在版权输出方面一直领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荣获特别贡献奖。

  “北大出版”何以能走出国门、享誉国际,他们在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方面有哪些经验与业界共享?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北大出版社负责版权管理事务的金娟萍书记。

  记者:北大社版权贸易硕果累累,很多人对1996 年北大出版的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记忆犹新,这应该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吧?

  金娟萍:谢谢你记得这本“老”书。比尔•盖茨是微软帝国的缔造者, 他的《未来之路》一出版,立即掀起了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高潮,并迅速跃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位。比尔•盖茨在这本书中预测了微软乃至整个科技产业未来的走势,因为作者本身所具备的智慧和“魔力”,加之此书涉及的内容与人类未来生活休戚相关,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1996 年度全球最畅销书。当时,国内出版社很少真金白银地去购买国外图书的版权,但北大出版社敏锐分析到比尔•盖茨这本书的巨大价值,以及它对中国信息和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果断买下了该书的中文简体版权,并于1996 年出版《未来之路》中文版。这可以说是我国在版权贸易方面对外开放的典范, 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记者: 将近20 年过去了,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已今非昔比,有了迅速发展。北大出版社是其中的排头兵,请问贵社的版权贸易战略是怎样的?

  金娟萍:北大社坚持“立足北大,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型办社模式,把发展版权贸易作为走向世 界、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在版权贸易工作中一直坚持“输出引进并举”的工作思路,并建立了让版权贸易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同几十个国家、地区的上百家出版社建立了业务往来,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000 多种,引进各种版权3000 余种。版权贸易图书内容涉及人文社科、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

  具体到引进版权图书上,北大社坚持“为我所需”和“双效并重”方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未来之路》。我社将高水平的教材、科技类图书、学术著作、外语读物作为版权引进的重点,组织翻译、影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优秀外版图书,如《全球通史》《世界:一部历史》《美国人民》《科学的旅程》《哲学的邀请》《经济学原理》《批评官员的尺度》《轻松学韩语》等,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并多次获得各级图书奖,应该说,这一系列高质量图书的引进对促进我国高校教学和研究、对促进我国科技进步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下面,请您着重谈谈北大社的版权输出,是全面出击还是有所侧重?

  金娟萍:北大社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首批成员单位之一,近年来我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立足于版权输出,整合全社资源,结合本社的发展规划,大力推进我社图书 “走出去”工作。

  版权输出是全面出击还是有所侧重?我想,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北大社根据自身的出版特点和优势,将对外汉语教材和人文社科类图书作为版权输出的重点领域,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圣智学习出版公司、博睿出版社等一批国际知名出版社展开深入广泛的合作,成功输出了《中华文明史》《中国经济专题》《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创新赢天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原声汉语》《“汉语风”分级阅读系列》等,其中多种图书成功输出多种语言版本,出版后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很好的反响,有的在一年内就实现多次重印。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走出去”项目立项数十项。

  北大出版社在版权贸易和对外交往中,一贯自觉维护出版社形象和国家形象,坚持诚信为本的基本商业伦理道德,赢得了外商的信任,也赢得了效益,许多与北大社合作过的海外出版社都与北大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正是对图书、对作者、对出版社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意识,使北大社在版权贸易工作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逐步形成了“北大出版”的品牌,为进一步“走出去”打开了有利的局面。

  记者:版权输出项目要取得成功,质量是关键。这一点,北大社怎么把控的?请给我们具体讲讲。

  金娟萍:是的,质量是关键。其中,内容质量是前提,合作伙伴质量是保障,北大社在版权输出的过程中从未放松过对这两方面的要求。

  首先,严格把关翻译质量。内容质量主要包括选题质量和翻译质量两个方面。选题质量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可另作讨论,在这里主要谈翻译质量的控制。翻译问题是中国图书“走出去”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很多优秀的作品由于没有合适的翻译而无法真正走向世界。我社版权输出以人文学科的高端学术图书为主,解决翻译问题更是实现“走出去”的关键点和难点。我社在学术图书翻译方面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要充分依靠和调动作者资源。

  北大出版社能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顺利就《中华文明史》英文版签署版权输出协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本书拥有一个优秀的翻译团队。而主持翻译的康达维教授正是由于本书主编袁行霈教授的邀请才接手这项工作的。在翻译过程中,袁行霈教授还组织了译者与作者的研讨会,对翻译质量的全面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中国经济专题》是林毅夫教授赴任世界银行之前的一部力作,其英文版权也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英文翻译完成后,林毅夫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译稿进行了逐字审定,并为英文版加写了一章内容,将书名改为《解读中国经济》,使其更适合西方读者阅读。

  《中国企业的多元解读》是我社入选“中华文化著作翻译工程”的《施普林格中国经济研究系列》中的一 本,我们在开始翻译之前选了三位译者分别翻译了样张,由作者选择确定译者,翻译完成后再交给作者审定。该系列的其他几本的译文也都由作者本人审定认可。

  在人文学科领域,能够直接处理英文文本的作者相对来说少一些,翻译难度更高,因此我们在选择译者方面就更加谨慎。例如袁行霈教授的《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涉及诗词赋等多种古典文学,翻译难度极高,我们历经数年才找到一位常年担任外文局外国专家的汉学家承担翻译工作,同时还找了一位中国专家进行审校,虽然翻译费大大超出预算,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做能确保本书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其次, 一定要优选海外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是版权输出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图书最终的质量和市场的表现都是由其实现的, 所以, 优选合作伙伴至关重要。我社确定了“选择重点对象,加大加深合作”的方针,在出版领域对口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与国际一流出版社合作的机会,依靠其专业的出版团队和丰富的市场、品牌资源,确保我社输出版权的图书品质。

  例如,我社早在2005 年就与当时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陆续向其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传统与现代》《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敦煌学十八讲》等一批文史类学术专 著,翻译为英文进入西方高端学术图书市场。其中《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博睿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 作,在售价高达130 美元的情况下,半年实现重印,并随后推出了平装版。该书的成功为博睿出版社继续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增添了很大的信心。

  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是我社重点合作伙伴之一,从2009 年至今已经签署了《中国经济专题》《中华文明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千古文人侠客梦》等一系列著作。《中华文明史》英文版是“剑桥中国文库”的首批入选图书,也是“文库”最先出版的重要著作。该书在2012 年伦敦书展首日亮相,成为书展上的一大亮点。《中国经济专题》出版后,剑桥大学出版社以专业的销售团队积极配合作者林毅夫教授的活动日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该书,截至2014 年底该书销售累计超过5000 册。

  我社还与施普林格出版社签约,输出了《中国企业的多元解读》《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政企纽带:民营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等一批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专著,通过施普林格出版社进入全球各大图书馆。

  记者: 听说《中华文明史》已有多种版本输出。

  金娟萍:《中华文明史》可以说是我社多语种版权输出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华文明史》的英译本被剑桥大学出版社列入“剑桥中国文库”的首批出版计划,并于2012 年伦敦书展上成功推出,获得很大反响。这套172 万字的四卷本皇皇巨著,能够成功实现版权输出,并且是与世界顶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合力推出英文翻译版,对北京大学出版社来说,是坚持“大力推动学术精品走出去”工作思路的一个重要成果。

  刚才,我们谈到了翻译问题。早在撰写过程中,作者袁行霈先生就与远在美国的康达维教授开始接触,讨论将《中华文明史》翻译成英文的可行性。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的康达维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专长为中国中古文学,曾以一己之力完成全部《昭明文选》的翻译工作,是西方学术界非常重要的六朝文学研究者。他阅读过《中华文明史》后,认为其英文版若能在国外流传,将极大有助于西方世界加深了解中国的文化。将这样一部完全根植于中华文化背景中的学术图书,准确地转译为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情趣的英文著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康达维教授与袁行霈教授的执着与努力下,《中华文明史》英文版的翻译团队很快建立起来,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最高水平的翻译团队,才最终保证了译作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我社在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谈判中,凭借提供高质量的英文译稿,从而掌握了很大的主动权。

  为保证英译本的高质量出版,我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细节上反复沟通。每次有对方的编辑来北京,袁教授都会亲自参加讨论会,对插图选择、装帧设计、前言撰写等给出意见和要求。尽管存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但双方通过真诚、充分的沟通,最终做到了英译本既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其本来风貌,又能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意趣,出版效果十分理想。英文版正式出版后半年内已经实现销售数百套。

  继《中华文明史》英文版成功输出后,我社一直积极促成该书更多语种的翻译出版。该书主编袁行霈教授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邀请了一位日本汉学家、早稻田大学的稻畑教授主持《中华文明史》的日文版翻译工作,我社于2011 年成功签约输出了《中华文明史》日文版,该项目也入选“中国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工程”。目前,我社已与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东方文学出版社签署了俄文版的出版协议,俄文版的翻译工作将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主持完成。2014 年,我社先后签署了韩语版和塞尔维亚语版的版权输出协议,《中华文明史》多语种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记者:听着真是令人振奋!对于版权输出项目,北大社是如何进行流程和履约管理的?

  金娟萍:流程管理方面,我们强调制度化、规范化。每一项版权输出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项目,从与海外出版社接洽、产生意向,到评估样书、商谈版权条件,再到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全都要经历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一个版权合同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随着版权输出数量的逐年增长,同时在运作的项目可以说是数以百计,为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够到位、有序,我们积极探索科学的管理方法,将工作流程加以规范,使其各个步骤都制度化,相关人员职责明确,项目进展清晰可查。

  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工作流程,为每一个项目建立档案;二是明确岗位职责,版权经理对自己处理的项目负责到底;三是借助版权管理系统,通过对版权数据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我社专门为版权贸易项目的管理开发了版权信息管理系统,已经投入使用10 年,其中有专门管理版权输出项目的模块。目前,我社正在开发信息管理升级系统,在版权项目的流程管理方面会重点加以改进。

  在版权输出工作中,还必须遵守契约精神,完善履约管理。

  签约和履约是版权输出的工作依据和内容,必须认真对待,做到谨慎签约、严格履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我们与合作方在工作中能够更好地配合。版权输出属于版权贸易,只有真正发生了贸易,才能确实实现“走出去”。因此,我们在洽谈版权合同的时候坚持遵循国际惯例,在版税、出版时间、销售报告等各方面都有明确要求,不仅维护了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而且通过版税的按期结算能够让我们较好地掌握图书输出后的市场情 况。我社列入“两个工程”中的图书,正是由于外方根据合同约定,每年按期提供版税报告,我们才能够较好地掌握其销售数据。

  当然,在大量合同同时运行的情况下,要能准确跟踪每一个合同的进展,必须依靠更加完善的履约管理体 系,一方面是要加强版权经理的责任心,将维护合同和合作关系作为常规工作来做;另一方面要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记者: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使得北大社“走出去”工作既有“量”,更有“质”,使“北大出版”的品牌享誉国际。谢谢您的精彩介绍!我们期待着北大社在版权贸易方面的更大佳绩!(记者:郑晓红)

  金娟萍 简历

  1983 年8 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进入中央编译局国际所工作。1994 年3 月,调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曾任政经法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社长助理兼版权管理部主任。现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编审职称。中华出版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2012 年11 月,荣获“2010—2012 年度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3 年10 月,荣获 “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高校出版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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