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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网络侵权现象非常严重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时间:2014-07-23

  采访手记

  1999年,王蒙、张抗抗、毕淑敏等6名作家起诉北京世纪互联通讯公司侵犯著作权并胜诉,此案是我国较早涉及网络侵权的案件之一,对于我国《著作权法》确立作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推动作用,在我国著作权保护法律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8月21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记者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谈及此案的同时,王蒙先生说出了对著作权维权、授权和贸易等系列问题的看法。

  网络侵权现象非常严重

  ——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

  邹建华 张辉

  网络侵权现象非常严重

  记者:1999年您与张抗抗等6名作家起诉北京世纪互联通讯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当时是什么情况,您对此案的判决有何评价?

  王蒙:这个案子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张树英等同志经办的,案子的审判我没有参加,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最后大概给我要回来了1600多块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对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是满意的,非常感谢作协,以及为这个案子做了大量工作的人员。

  记者:除了这个案件以外,您是否还发现其他侵权行为?

  王蒙:我的许多书都有盗版,像《我的人生哲学》和小说《青狐》,像我的3本自传,像我关于老庄的一些书。甚至还有朋友买了盗版的书寄给我,朋友说买了一本盗版的,让我给换成正版的。

  记者:如果发现了侵权行为,您会怎么对待和处理?

  王蒙:北京某出版单位出版了我的几本书,擅自改了书名,也改了原来签署的出版合同。具体情形是,第一版的书名叫ABCDEF,但第二版变成了ABCDYZ,我通过行政手段处理的,没有打官司,结果是出版社进行了道歉和赔偿。那本书卖得不错,后来出版社希望续签合同,并要接着出版,我同意了。

  记者:上述案件的处理非常成功,出版社承担了法律责任,并继续使用作品。在维权过程中,您是否满意其它案件的结果?

  王蒙:吉林有家出版社使用了我的作品,也是乱改书名,我也找了有关单位进行处理,但这家出版社的态度是不予置理,至今此事没有解决。乱改书名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说《我的人生哲学》这本书比较畅销,到现在发行了50多万册,有出版社把别的书往我的书上靠,比如《我的人生哲学随感》等。出版社这样做,作者很无奈,甚至一点办法都没有。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记者:除了图书出版这种传统使用作品的方式以外,一些新技术传播使用作品的方式,如电子书、手机阅读之类的,有无遇到侵权行为?

  王蒙:对于网络侵权,我还像之前对北京某出版单位一样通过行政手段维权,也会采取一些民事措施,我觉得民事措施是可以更多尝试的。

  记者:除了您自身经历以外,您还听说过哪些作家的维权案例?

  王蒙:我记得北京晚报上登过这么一个消息,张抗抗写了她的作品被盗版,她的作品是在一家商业大厦出售的,张抗抗联合了作品的出版方起诉商业大厦,说大厦卖盗版图书,结果张抗抗败诉了,为什么败诉?因为那个商业大厦说,他们是承包经营,盗版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管提供房子并收租,他是房东。报上登的就是张抗抗败诉。

  记者:您以民事诉讼、行政投诉等手段进行过维权,您的维权经历非常丰富。您如何看待现阶段侵犯著作权的现象?

  王蒙:我国现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包括通过网络侵犯著作权的现象,那是太严重了,严重得已经没办法再严重了。

  授权条件让作者非常无奈

  记者:您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您的作品授权使用情况怎样?在和图书出版单位交往的过程中,有无遇到问题?

  王蒙:出版社担心作者不准任何网站转载宣传作品,因为如果所有的网站都不提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销路就完了。当然出版社也不希望网站把书的全部都刊登出来。很多出版社跟我签合同的时候提出来,网站可以选载这本书的25%甚至高到30%。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如果说希望网络宣传仅是宣传,但是不能造成网络侵权,两件事情不能搅在一块。

  记者:在授权中,什么事情令您印象深刻?您是如何处理的?

  王蒙:我经常收到一些熟人转过来的信,说某出版社要编一本什么书,准备要收录我的某一部作品,出版后准备送给我样书两本,稿费按每千字15元计算,如果10天之内没有接到我反对的意见,就按照我同意处理。我认为哪能这么开玩笑,这等于逼着我表态。如果这10天我正好拉肚子,时间都花在上厕所了,怎么表态?再说我都这岁数了,要集中精力创作,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

  记者:网络上使用您的作品很多,经过您授权了吗?

  王蒙:网络上的侵权不计其数,如果现在上百度搜索我的作品,除了几本新书和大的长篇以外,没有搜不到的。这些都没有经过我的授权,只有极少数是我授权的,真正跟我签过授权合同的不多。说起来非常可笑,在一个法制国家,权利人需要盗版者的帮助。现在我需要盗版者的帮助,因为有时候别人找我,要我提供一个什么旧作,由于换电脑,我在自己的电脑里面找不到了,只好上网去查,在网上倒是能找到,现在我本人不断地重复这个工作。

  记者:能谈一下网络授权的具体情况吗?

  王蒙:网上使用作品,在印象中与我签过合同的只有两家,其他的都没有经过我同意。但在签的合同中,都是授予的非专有权利,就是说因为他们跟我签一个合同付的费用不是很多,我给他们授完了权,再去给别人授权不受影响,另外他还减少了一个麻烦,就是对于作品以后的使用他也不管了,别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记者:您对以数字化形式,如手机阅读等使用作品的授权情况怎样?在授权过程中,有无遇到过问题?

  王蒙:最近我有本书叫《中国天机》,听说有手机阅读在使用。我本人没有授过权,但是出版社可能授过权,因为他们是为了推广。合同中也是这么定的,为了宣传方便,可以在网络上部分使用。

  记者:在作品授权使用过程中,与使用者相比,大多数作者居于弱势地位,我们知道您曾建议提高稿酬,能具体谈谈吗?

  王蒙:在政协开会的时候,我与王安忆曾经讨论过提高稿酬。具体说,就是如果以选集的方式使用作品,每千字不能少于200元,否则的话,全国哪个作家都不要同意,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物价不同了,不能拿“文革”刚结束时期的标准计算现在的稿酬。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出版社如果一本书连每千字200元的稿酬都付不起的话,说明这本书没有出版的必要,如果出版了只能给国家浪费纸张。我现在盼着我少出点书,出多了烦人,审美疲劳,出多只能搞成滞销。

  记者:您的这个提法很有创意,后来实践了吗?

  王蒙:有人赞成我这个意见,但等到具体实践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我很伟大,带领作家一块联动起来争稿费,还有人说这没用,因为有的作家是你使用他一部作品他愿意倒贴。请把他的某部作品选进去。所以他不可能跟你一块儿维权,反正困难非常多。

  图书“走出去”时不要自降身价

  记者:您的作品在国外非常受欢迎,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蒙:在文学领域,大部分都是作者直接与出版社签合同,反正我的书都是我个人与国外出版商签的合同。在与国内出版社签合同的时候,我都表示仅限于简体字,甚至仅限于国内发行,而我保留了国外的权利。

  记者:您的书在哪些国家出版发行过?授权翻译情况怎样?

  王蒙:我的书在法国、美国、俄罗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日本等20几个国家出版过,阿拉伯国家的卡达尔的媒体也发表过。在授权翻译时,因为咱们掌握的情况是不全面的,有些我们认为在国外影响非常大,翻译过去的书其实很有限,包括老一辈五四时期的大家,真正国外翻译介绍也是很有限的。

  记者:您对哪个国家使用您的作品印象比较深刻?

  王蒙:泰国诗琳通公主翻译了我的作品,她来看我的时候说,这本书我翻译了,也没给你付报酬。我说由公主殿下做的翻译,我很高兴,我都忘了谈报酬的事了。她说她知道出版社没给我付报酬。我估计她也没有获得报酬。

  记者:您在授权作品国外出版时,遇到过什么问题?

  王蒙:我有时候想,我的作品各国翻译得也很多,但是阅读层面仅限于专家,没有真正进入外国读者的阅读市场。除了在前苏联,我有部长篇小说一次印过10万册以外,在别的地方,往往都是印几千册。国外出版社会提一些特别苛刻的条件,如不付稿酬等。而且国外出版社比较严谨,例如有一次,说我的签字不合格,给我寄了回来,我一看签的很好,还回复了他几句话,但在寄回去时又忘了签了。

  记者:我国鼓励图书“走出去”,并有一些扶持政策,您怎样看?

  王蒙:我们提出来要“走出去”,所以咱们倒贴钱,但弄不好是自降身价。为什么呢?真正比较好的书需要倒贴钱出版的并不多。我也不能说所有好书都畅销,但是起码好书不应该是滞销书。说好书一律滞销没有这么一个规律。如果你倒贴钱,甚至有关单位要求你本人授权,他说国家为你这本书“走出去”准备花2万欧元,如果说需要再给你稿费,又要再多花300欧元,干脆你放弃稿费吧。碰到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侵权严重的深层次原因

  记者:我们谈到了著作权维权、授权、版权贸易等事情,均涉及著作权保护问题,您认为是什么深层次原因造成侵权严重的现状?

  王蒙:传统上,中国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文字的东西尤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把文字当作一种风雅和社交的手段。不但没有而且反过来说,比如说您有一句诗我比较喜欢,我就可以在我的诗里多次使用。像欧阳修有一句词,叫做庭院深深深几许,李清照很喜欢这一句词,她就写了好几首庭院深深深几许如何如何,这是一个佳话。毛主席的诗,有时候也直接引用或者套用古人的诗,例如,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中,毛主席就借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又如,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中,他将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变成了“一唱雄鸡天下白”。而且中国人对诗词要求有出处,例如红楼梦里,薛宝钗做的诗,贾宝玉不知道出处就问,而且他这个问里头带有一种认为薛宝钗你用得不妥、没有出处的意思,然后薛宝钗给他一讲,他立刻就服了,薛宝钗还把他嘲笑了一番。所以我觉得这个太不一样了,这种观念与著作权保护完全不一样。

  记者:您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著作权保护传统?

  王蒙:西方产业革命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西方知识产权观念和保护的关系非常大。西方社会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重,我看了这方面的文章后很受震动。

  记者:就您所知,部分作家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是否应当加强?

  王蒙:我们作家的弱点非常多,我们天生就摆出了一副让人盗版的架式。我精力全在写作上,著作比较多,签的合同也多,签完合同以后,放在哪儿我现在都不知道了,所以跟谁签了,跟谁没签,我也不清楚。所以不敢轻易说谁侵权,因为万一那个人从哪儿找到以前的合同,说这是我同意的,就麻烦了,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国著作权法制建设在不断进步和完善

  记者: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逐步健全,著作权法制是逐步进步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蒙:中国著作权法治建设进步太大了,过去这些话没人说。在“文革”当中,当时有人提出来,作品一旦写出来,权利是属于社会的。现在开始以一个法律规定合作伙伴的态度与作者商量问题。过去那些现象都不是国家所提倡允许的,更不是由国家进行的。现在侵权盗版是非法的,而且国家还是有所打击的,不是一点都不打击。所以你要说从不健全到逐渐完善,我觉得还处在这么一个过程,不要因为盗版严重把进步也否认了。

  记者:目前我国正在进行《著作权法》的修改工作,您希望如何从立法上更大程度地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

  王蒙:我在报纸上看到,对于卖盗版书的,现在是罚2到3倍的钱。这不是开玩笑吗?假如一本书值40块钱,被发现卖了3本盗版书,最多罚360块钱。这与鼓励侵权是一样的。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盗版是非常容易的。一本新书上市后,盗版书扫描、印刷、装订,在2、3个小时后就能上市。我希望加大对侵权盗版的打击力度。

  王蒙简介

  1934年10月出生于北京,当代作家。历任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后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原载《中国版权》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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