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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静气潜心治学 不遗余力提携后辈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时间:2014-07-23

  ——专访西南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

  常青

  2013年4月26日,在第13个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记者采访了张玉敏教授。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张玉敏教授围绕知识产权制度的走向和趋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知识产权领域耕耘近20年的收获和体验、为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团队建设倾注的心血四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张玉敏教授的睿智和敏锐令我印象深刻,而她亲切谦和的态度更是令我如沐春风。

  强保护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可逆转的趋势

  记者:我注意到您最近主持的一项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的题目是“《反假冒贸易协定》背景下我国商标制度改革研究”,说明您一直密切关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最新动态并努力探求国际趋势的变化将会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产生何种影响,能否谈一谈您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认识?

  张玉敏: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无疑是舶来品,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强烈要求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为了保障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利润。发达国家以贸易制裁相要挟,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保护水平更高的、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和规则,并且强化执法力度。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又必须参与到国际市场之中,而代价就是必须接受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一整套由发达国家确立的游戏规则。因此,研究和熟悉这套游戏规则,判断其发展趋势,科学确立我国的应对政策和措施,是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的任务。

  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来看,TRIPs协定具有里程碑意义。应当说TRIPs协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斗争、妥协的折中结果,总体上是将符合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协定在全世界一体推行,这对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些勉为其难。然而,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不再满足于TRIPs协定的保护水平,而致力于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由于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团结起来抵制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努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识到难以通过WTO和WIPO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来实现提高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水平的目的,于是他们抛开WTO和WIPO,企图通过双边和小多边协定的方式,先在小范围内实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目的,造成既成事实,再胁迫发展中国家就范。ACTA(即“反假冒贸易协定”)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虽然ACTA目前在欧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基本上已经胎死腹中,但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水平的提高和执法力度的加强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对此我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从战略高度确定我们的应对策略和政策。

  记者: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本国的科技、文化和经济,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玉敏:这确实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我们的教科书一般也是这样说的,而且,发达国家一直这样“教导”我们。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创新大国的时候,都曾经是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很严重的国家,而且理直气壮地将这说成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当他们发展起来,创新能力强大的时候,却变了一个腔调,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发展本国经济。发展本国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梦寐以求的,果如他们所说,发展中国家当会争先恐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事实是整体上发展中国家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被动、消极的态度。难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傻子?非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是也。发达国家还指责发生了侵犯他们知识产权行为的发展中国家是“小偷”,进而将自己装扮成创新的“保护神”,自视为具有“道德优势”,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道德劣势”位置。这再一次表明了他们所一贯奉行的“双重标准”。

  从理论上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人为的知识性信息,知识信息的排他性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立法者为了协调知识信息的创造者与使用者的利益关系而做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向知识信息的创造者提供足够的激励而给予的有限垄断。这个垄断的“度”是由相关利益集团通过博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的。而在这种博弈中,社会大众、公共利益的代表力量薄弱甚至是缺位的。所以,知识产权制度一直朝向有利于权利人的方向发展,朝向强化保护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层面,特别是发达国家,改革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开展研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记者: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批评我国侵权行为泛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张玉敏: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制度层面已经基本完善,达到了我们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要求。例如,我们在前边说过的ACTA协定,国际上都认为这个协定与TRIPS相比,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强化了执法手段,而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立法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它所规定的多数标准。今年1月份国务院对植物品种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行了修改,将行政罚款的额度提高到非法经营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正在修改中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也写进了这样的条款。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规定的处罚标准。这样严厉的处罚是否适当,值得研究,效果如何,有待检验。总之我认为,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仅已经达到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似乎主要在执法层面,即所谓维权成本高,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欧盟,知识产权维权的成本都比我国高得多,一般来说周期也比我国长,举证的要求也比我国高。只有“赔偿低”的批评符合事实,但是,赔偿额低的原因是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损失。其实,我国法律规定的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权利人不愿意花费功夫和成本证明自己的损失,又想获得高额赔偿,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

  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确实还比较突出,但是,也并非美国等指责的那样严重。国外有研究表明,美国批评我们侵权、盗版的一些所谓数据,并没有事实依据,有些甚至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我国没有给予及时反驳,据理力争,客观上等于默认。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固然与发达国家的压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通过司法判决的引导作用、行政管理和市场竞争压力的综合作用,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像优酷、爱奇艺这样的视频分享网站都在积极与传统的电视传媒展开合作,走正版化的道路,寻求更加稳定的利益增长点。淘宝等网上购物服务平台也积极采取措施,规制网上商店的销售行为,预防侵权行为发生,受到好评。总之,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同时正视存在的问题,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

  记者:您一再指出,欧美发达国家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如何应对?

  张玉敏: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一批高科技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华为、腾讯、中兴、中国移动等,已经成长起来,具备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需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我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助推优秀企业尽快做大做强,增强国际竞争力,带动中国经济整体健康发展。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为了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更是我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如前所述,我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我们所承担的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加强保护不是说要进一步提高保护标准,而是说要加强法律的执行,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营造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要理论和实务并重

  记者:您之前提到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中以译介国外著述、解释法条为主,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足,您对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何看法?

  张玉敏: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加和学术知识的积淀,知识产权法学界对基础理论的关注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显幼稚。我的感觉是,知识产权研究在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的研究很繁荣,基础理论的研究则少有人问津。我本人一直重视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的研究,并要求我的学生必须重视法理学和民法学的学习,我的学生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如李雨峰、黄汇、邓宏光、易建雄等,都已经在知识产权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我在2001年发表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一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是“信息”,并指出了信息与有形财产相区别的一系列特点。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对象的特点,是学习和理解知识产权法的钥匙,也是我们设计、评价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思考工具。

  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是知识产权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作为私权,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个类型,因此,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对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学者所认可。就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的视角观察,我认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存在两个偏差,一是强调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脱离民法原理,简单引进一些英美法上的概念、制度,并试图塞到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导致水土不服,徒增理论体系的混乱,给知识产权的学习和研究添堵;二是在承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的前提下,简单地将民法原理和相关制度引进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之中,而忽视了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这两种偏差都不利于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以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则难免误事。我认为,一个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学者,不仅要熟悉知识产权法,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而且要有良好的民法学、法理学、竞争法学知识,最好还应该懂一点哲学、经济学,还要关注国内知识产权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国际上知识产权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这一代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的过渡型人物,堪当大任的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学者,寄希望于现在的中青年学者。

  记者:我注意到您2008年曾经获得重庆市政府人民建议一等奖,2012年被评为十大知识产权保护最具影响力人物。请您谈一下,作为一个学者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理论研究和实务的关系的?

  张玉敏:首先,我认为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法学理论,特别是像知识产权法学这样的部门法学的理论,来自实践,它要能够指导实践,同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理论研究和适当参与、了解实务,并不矛盾,二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实务是无法做好理论研究的。

  其次,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人才十分缺乏,作为学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政府、法院、企业等实务部门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也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2008年,我曾撰写了一个《凡从境外引进项目必须进行知识产权论证》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为此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此外,我还经常应邀参加法院的疑难案件论证会,政府知识产权立(修)法研讨会,参加企业知识产权沙龙活动,应邀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举办的学习班等做知识产权讲座。此次商标法修改,我还起草了一个学者建议稿,提供给国家商标局、国务院法制办和人大法工委参考,受到学者和法律起草部门的好评。通过这些方式,广泛接触从事知识产权实务工作的各方面人士,及时了解实务中好的经验和存在问题。我感觉,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很有收获,对我的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

  因此,我们学科一直鼓励青年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这些老师经过锻炼后,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明显提高。

  学科建设人才是关键

  记者:西南政法大学地处西南,从学科发展来说缺乏地利。您是如何带领这个团队将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科建设成全国一流的知识产权学科的?

  张玉敏:学科发展地利很重要,但关键是人才。我自担任知识产权法教研室主任,特别是学科带头人之后,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首先,认真挑选品行端正,具有学术潜质的硕士生和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通过这种方式培养起一支骨干队伍。目前一批中青年教师已经成长起来,在知识背景上,有法学、信息技术、化学、管理学、历史学等,研究方向覆盖著作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保护、植物新品种权、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同时,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青年教师走出去提供方便条件。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2000年成立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2008年因增加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方向,改为知识产权研究中心,2010年成立知识产权学院,为对外交流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对青年教师争取项目、参加学术交流和出国交流和进修给予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我们自筹经费出版了《西南知识产权评论》和《西南知识产权博士文库》两套丛书,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这支队伍在全国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享有良好的声誉。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是1.年轻,有朝气,除我之外,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年人;2.学历高,除我之外都有博士学位;3.这些年轻人都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这是最重要的。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科今天的学术地位,主要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这其中,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选拔人才,把人品端正,有学术研究潜质的学生选出来攻读博士学位,把确实优秀的留下来;二是竭尽所能,为青年教师学术上的发展创造条件。

  今年,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科已经确定了新的学科带头人——李雨峰教授,相信在他的带领下,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科定能更上一层楼,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原载《中国版权》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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